我和王世家先生合编了一部书，叫作《编年体鲁迅著译全集》，共二十卷。现在还在看校样，面世恐怕要过些时了。收入书中的作品，均依写作完成先后排列；同一时间项下，以日记、创作、翻译、书信为序。能系日者系日，无法系日者系月，无法系月者系年。――这里不是写广告，所以不必多说；然而我在编辑和校订时，却发现
这种读法，也许更能体会鲁迅的生命历程。他活得并不算长，不过五十五岁。――好几位同辈人也如此：陈师曾死时四十七岁，刘半农四十三岁，马隅卿四十二岁，钱玄同五十三岁。但就是这点年头儿，鲁迅做了许多事情，二十卷著译便是荦荦大端。然而鲁迅又是一个准备期很长的作家。成名作《狂人日记》发表时，已经三十七岁。此前除１９０７年到１９０９年热情较高，为《河南》杂志撰文，翻译《域外小说集》外，无所作为的时候很多。最有名的莫过于在北京抄古碑了，他自己也说“没有什么用”、“没有什么意思”（《〈呐喊〉自序》）。一个活得不很长的人，居然大段虚度光阴。后来的十八年，尤其是１９２５年以后，却又如此高产，大概真的“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到工作上了”。可以说他活的是“加速度”的一生。另一方面，鲁迅又有许多计划因其早逝而落空，无论研究还是写作；他所做的不少准备，某些方面的才华，未能实现。不能不承认，他毕竟是“未完成的”。
以上都是我编这部书时的感受，尽管“卑之无甚高论”，自忖还算切实。此外有些零碎想法，不妨略述一二。却说前几天参加一个座谈会，有翻译家质疑鲁迅的翻译，认为选目与译文都不怎么样。这自有道理，但是其间可能存在着立场与价值观的某种差异。如今的翻译家旨在推出好的译作，假使选目不当，译文不行，则什么都不是了；然而其意义也仅限于这两方面。鲁迅当然也曾斟酌选目，推敲译文，就算均不合乎通常要求，他的译作还有另外一重意义：它们也是鲁迅表现自己的方式，就像他的创作一样。此外要指出一点：鲁迅虽然得益于西方最先进的思想，真正对他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的，却未必都是顶尖人物。思想上如此，文学上也如此。非但鲁迅如此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也如此。外国的小作家，很可能影响了中国的大作家。
讲到选目，翻译家举出两个例子，一是阿尔志跋绥夫，一是爱罗先珂。阿尔志跋绥夫在文学史上自有地位，但是此处无须分辩；鲁迅翻译他的《工人绥惠略夫》，的确至关重要。我曾说，鲁迅创造了阿Ｑ，如果说在他笔下有个与阿Ｑ形成对比的形象，那就是绥惠略夫了，他们构成了鲁迅心目中“人”的两极。取其所作《译了〈工人绥惠略夫〉之后》《记谈话》《〈阿Ｑ正传〉的成因》《俄文译本〈阿Ｑ正传〉序及著者自叙传略》等对照读之，当知绥惠略夫与阿Ｑ之间，不仅是两种“人生”的对比，也是两种“革命党”的对比。而当鲁迅说：“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，阿Ｑ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；此后十五年，长虹‘走到出版界’，不也就成为一个中国的‘绥惠略夫’了么？”更道出一个“橘逾淮而北为枳”的事实。
至于爱罗先珂，的确说得上“名不见经传”，假若不是因为鲁迅，只怕没人再提他了。爱罗先珂两次来华，都住在八道湾周家；所著《爱罗先珂童话集》和《桃色的云》，也由鲁迅译为中文出版。鲁迅最初读他的作品，印象是“虽略露骨，但似尚佳”（１９２１年８月３０日致周作人）、“陈义较浅”（１９２１年９月３日致周作人）；晚年评价《爱罗先珂童话集》曰“浅”，《桃色的云》曰“尚可”（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９日致夏传经）。可是鲁迅未必没有受到他的影响。
１９２３年１月发生“剧评事件”，这导致几个月后爱罗先珂永远离开中国。先是他对北京大学学生的演剧有所批评，由鲁迅译出发表；魏建功出面反驳，颇有侮辱之意。鲁迅遂作《看了魏建功君的〈不敢盲从〉以后的几句声明》，所说“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”，是对爱罗先珂《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》里“中国的年青的男女学生们，难道并没有这力量，敢将唾沫吐在那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，弄脏了戏剧的真艺术的老年和少年们的脸上，而自走正当的道路么”的引申发挥。不久，《晨报副刊》又因张竞生《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》一文而引起“爱情定则讨论”。参与者中，“大多数的道学派之根本思想是以女子为物，不是玩具便是偶像，决不当她是一个有个性的人。”当有人主张截止时，鲁迅却建议继续，理由是：“这不但可以给改革家看看，略为惊醒他们黄金色的好梦，而‘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左证’，也就是这些文章的价值之所在了。”（１９２３年６月１２日致孙伏园）这里所表现的思想，与《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》《看了魏建功君的〈不敢盲从〉以后的几句声明》一脉相承。借用周作人的话说就是：“我们看了非宗教大同盟，知道青年思想之褊隘，听了恋爱定则的讨论，更觉到他们的卑劣了。”（《卑劣的男子》）
当时周氏兄弟尚未失和，周作人的意见，多少可以代表鲁迅。他的《“重来”》一文，正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深刻思考：“易卜生做有一本戏剧，说遗传的可怕，名叫《重来》（Ｇｅｎｇａｎｇｅｒｅ），意思就是僵尸，因为祖先的坏思想坏行为在子孙身上再现出来，好像是僵尸的出现……若譬喻的说来，我们可以说凡有偶像破坏的精神者都不是‘重来’。老人当然是‘原来’了，他们的僵尸似的行动虽然也是骇人，总可算是当然的，不必再少见多怪的去说他们，所可怕的便是那青年的‘重来’，如阿思华特一样，那么这就成了世界的悲剧了。我不曾说中国青年多如阿思华特那样的喝酒弄女人以致发疯，这自然是不会有的，但我知道有许多青年‘代表旧礼教说话’，实在是一样的可悲的事情。所差者：阿思华特知道他自己的不幸，预备病发时吞下吗啡，而我们的正自忻幸其得为一个‘重来’。”周氏兄弟对于青年一向未必寄予多大希望，但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失望。
“重来”虽然来源于易卜生，爱罗先珂却在周氏兄弟之前，表述过类似看法。他在北京写了几篇童话，由鲁迅译为中文。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１日发表的《时光老人》，已经说道：“……但看见青年的人们学着老年，许多回重复了自己的父亲和祖父的错处和罪恶，还说道我们也是人，昂然的阔步着，我对于人类的正在进步的事，就疑心起来了。不但这一件，还有一看见无论在个人的生活上，在家庭间，在社会上，在政治上，重复着老人的错处和罪恶的青年，我就很忧虑，怕这幸福的人类接连的为难了几千年，到底不能不退化的了。”――当然，这又何尝不能看作译者鲁迅“借他人之酒杯，浇自己的块垒”呢。从《时光老人》到《“重来”》，其间似有一条思想脉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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